1961年，周恩来提出的“八字方针”由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图为会场。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工作中，中央曾先后制定了三个不同的“八字方针”，即1960年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1979年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方针和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工作方针。这三个“八字方针”的提出都有其深刻的国内外背景，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这里讲一讲1960年提出的“八字方针”。
■ 国内经济发展遇到困难 ■
产业结构失衡：一是工农业比例失调。1957年至1960年，我国第一产业总产值由430亿元下降到340.7亿元，第二产业总产值由317亿元增加到648.2亿元。二是轻重工业比例失调。1957年到1960年，轻工业总产值所占比重从55％下降到33.4％，重工业总产值由45％上升到66.6％。轻工业生产的发展落后于重工业，造成了市场供应紧张。在大炼钢铁和大办工厂的社会氛围下，轻工业的设备、人员被重工业和基本建设部门抽调。三是工业与交通运输比例失调。工业生产的大发展，需要有相应的运输力量作保障，但由于道路和机车等发展滞后，大批生产资料和生产设备处于无法运出的境地，造成了生产要素的大量浪费。如1957年到196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3倍，生铁产量增长3.6倍，铁矿石产量增长4.8倍，煤产量增长2.03倍，而全国货运量只增长1.1倍，结果是一方面大量生产，一方面大量闲置，国民经济运行质量不高。
粮食生产出现问题。从1959年到1961年，全国年平均粮食产量实际为1536.5亿公斤，比1957年减产21.2％，人均占有粮食为216.5公斤，比1957年减少85公斤。“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以及公共食堂等造成的粮食浪费，全国大面积农田连续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使粮食问题更为突出。全国不少地区粮食供应不足，甚至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
基础设施投资过大。“大跃进”运动中，随着基建规模的急剧增长，职工队伍迅速膨胀。1957年基建投资只有100亿元左右，1958年至1960年基建投资共达1112亿元，年均370.7亿元。施工项目，1957年只有900多项，1960年达1815项。工厂企业增加太多，职工人数三年内增加3000多万人。城镇人口，1957年只有9900万人，1960年增加到1.3亿人。
1958年到1960年三年连续出现财政赤字，总额接近170亿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字。1961年仍有赤字10.9亿元。与此同时，货币发行量大大增加。1957年末的货币发行量为53亿元，1959年上升到75亿元，1960年上升到96亿元。由于增发了钞票，而物资没有相应增加，通货膨胀压力很大。由于财政赤字加大和货币发行量增加，很难实现财政和金融的相互配合。
■ 中苏关系破裂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敌对中国的政策，对中国进行封锁包围，中国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一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给予中国很多帮助和支持。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此后关系逐渐恶化，苏联终止了同中国的经济合作。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华的全部专家1390名。苏联政府还通知中方终止派遣专家900名。苏联专家分布在中国经济、国防、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等250多个企业和部门。苏联专家回国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使中国大批在建项目陷于困境，本来已经困难重重的国民经济雪上加霜。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的70%多是和苏联、东欧国家进行的，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中国外贸形势急剧恶化，中苏两国间进出口总额呈直线下降趋势。中苏贸易从1959年的20.97亿美元降至1962年的7.01亿美元。到了1966年降至3亿美元，1969年降至5400万美元，仅占当年中国进出口总额的1.3％。
■ 经济调整“八字方针”的提出与实施 ■
1960年6月，中共中央上海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强调实事求是的原则。他指出，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要留有余地，宁可少些，让实际超过，打得太满，就会被动。他认为1960年的指标还要加以调整。7月，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李富春于8月中下旬在对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进行研究时，根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精神，特别是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提出应以调整、巩固、提高的方针安排经济工作的意见。8月底，周恩来在听取国家计委党组的汇报后提出，应在调整、巩固后面加“充实”两字，从而最初形成了完整的“八字方针”的意见。1960年9月30日，中央转发的国家计委党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首次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1年1月14日至18日，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讨论批准了这个方针。
“八字方针”的主要内容是调整国民经济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加强农业和粮食生产，调减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指标，使工业发展建立在农业过关的基础上。适当提高和民生密切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速度，适当控制重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同时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得到统筹兼顾，全面安排。要巩固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成果，使其向纵深发展。要以少量的投资充实一些部门的生产能力，使其配套成龙，发挥更大的经济效果。要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提高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到1962年，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初见成效。1963年8月，李先念在谈到两年来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指出：“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是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环节。过去两年中，在这方面进行了艰巨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60年底，全国由国家支付工资的职工人数共有五千零四十三万八千人，全国城镇人口共有一亿三千零七十三万人。1961年和1962年，共减少职工一千八百零七万人，减少城镇人口二千二百万人。”“六十年代初那次调整，当时困难重重，不调整就无法渡过难关。因此，在开始调整的时候，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总规模都退了下来，那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是必要的，是正确的。”
1965年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基本完成，1966年全国基本完成了预定的国民经济调整任务，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