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古代的封建社会里，非常讲究等级观念。可以说，等级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饮食、服饰、婚配与丧葬等等，包括人们见面时相互的称谓，也要有所区别。

说到称谓，在唐代素来盛行以行第，作为人们见面时所用的称谓。这种情况，在唐诗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

比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高适的《别董大》等等，其中“元二”和“董大”，就是行第称谓。

其实，行第称谓在我国的使用历史非常悠久，向上可以追溯到夏商时期的甲骨卜辞中。

到了上古时期，人们用伯、仲、叔、季四个字，来表示对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的排列次序。行第，简单的说，就是指家族内子弟（女）的排行次第。

在唐代，人们沿袭了魏晋以来的士族风习，迎合社会礼俗，行第称谓尤为盛行。

即使是帝王将相，在非正式场合，也经常以行第称呼。如唐太宗李世民就被称作二郎，唐玄宗李隆基被称作三郎。

行第称谓在民间使用也非常普及，因为盛行，已然成为唐代社会突出的一种习俗文化。

行第的称呼方式以及特点

在唐代最常见的行第称呼，就是排行加姓氏或是连姓名作为称谓，如前文所说的“元二”和“董大”就是如此。

这种方式在同辈与长辈、上级与下级之间也有使用。但使用这一方式时，一般是彼此关系非常熟络、亲近。

也就是说，这种方式有亲疏远近和长幼尊卑之别，同时还必须注意场合分寸。如果用得不当，会被认为是对他人的不尊重。

第二种方式，是排行兼带表示亲属关系的兄、弟、叔、伯等以及郎、官等作为称谓。

这其中的兄、弟、郎、官经常用于同辈亲属，或是同僚之间。如《全唐诗》中收录的王维的《答张五弟》，张五弟用的就是这种方式。

第三种方式，是将排行与姓氏官名合称，或是兼带名字及其他称谓。

这种行第称谓方式，比较正式、郑重，无论年龄少长、同僚之间上下级，或是彼此相熟与否都可使用，因此它在唐代的使用范围最广。

韩愈画像

如韩愈的《次潼关先寄张十二阁老使君》，这是韩愈写给华州刺史张贾的。

张氏排行第十二，曾任门下省给事中。其时，中书、门下二省官员通称为“阁老”；在汉代，州刺史被称为“使君”，唐人又沿用了这一称呼，以示尊敬。

在这一诗题中，就是三种称谓的合称，颇为讲究。

可以确定的是，从以上唐代行第不同的称呼方式，我们不难看出其间的社会关系，也可进一步了解唐人的社会习俗。

那么，行第称呼有什么特点呢？

首先，在唐代家族内子女的排行男女有别。即使是同辈兄弟姐妹，也不能一统而论，这可以从唐代的墓志铭中，得到印证。

例如在《唐代墓志汇编》中，唐朝大中年间，065卷，孙景商为妹妹孙廿九作墓志，就自称“卅四兄”，兄的行第反在妹之下。可见，唐人行第称谓男女各论，不相统一。

其次，有大小排行之分。

按同父排行的就是小排行，但这种排行方法在唐代用的并不多。而按同祖或者同曾祖兄弟的排行，就称为大排行。

例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家中排行老二，但是他又被称为白二十二。这白二十二的行第称谓，采用的就是家族内的大排行。

由于大排行，是一个家族同辈的人，分男女、按年龄各自排行，更能反映一个家族中的长幼次序及家族观念，因此在唐代社会，更为盛行大排行。

行第之称的普及程度

在魏晋时期，当时家族中同辈人为了体现宗族关系，通常会在起名时会找一个共同用字。

不同辈分的共同用字排列起来，就形成了这个家族用以标明世系次第的字辈。如果是起单名，就以偏旁为排行。

此外还有一种最直接的排行方法，就是用数字排行。“兄弟行次，称一为大”，排行最小的，用“小”或者“老”，中间的就用数字表示。

顾炎武先生说：“这种做法，不知始自何时”。但是用数字排行，显然最直观也最通俗，因而也最容易被人们接受，最容易流行开来。

唐初，人们沿袭魏晋时期的士族风气，唐朝皇室就多采用行第作为家内称呼。在唐代，行第称谓的普及，其实就是一种由上至下而形成的文化现象。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在睿宗景元元年，即公元710年，每有宰相奏事，唐睿宗就问：“曾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议否？”然后可之。

此处的三郎，指的就是皇太子李隆基。可见在唐朝皇室，以行第作为家内称呼，已是一种习惯风俗。

其实，唐朝皇帝在非正式场合，也经常以行第来称呼臣下。比如，唐高祖李渊就称呼裴寂为裴三，唐德宗李适呼自己的贤相陆贽为陆九等等。

但“郎”这一称谓，在我国古代本是家奴称呼少主，或是妻妾称呼夫君所用。后自六朝以来，也与“官”合称，作为少年男子的美称流行于世。

在武则天以前，排行兼带郎、官的行第称谓，更多的是贵族子弟，包括一些宠臣在朝中用以称行道第。

或者换句话说，武则天以前，行第之称一般更多的是用于贵族家内，或是“亲故”。在武则天以后，就开始流行于朝廷并更加社会化了。

如唐玄宗时期，御史中丞杨慎矜与户部侍郎王鉷，都因排行第七，被称为“七郎”；安禄山称呼李林甫为“十郎”，而安禄山自己，又被近亲者称作“三兄”。

可见，行第之称在彼时的朝廷官场，已经十分盛行，而其适用范围也逐渐向民间世俗扩张。

先是文人们在饮酒赋诗之际，行第无疑成了彼此间最好的称谓方式。如前面所说的，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高适的《别董大》，李白也有《早秋赠裴十七仲勘》，以及《金乡送韦八之西京》，白居易呼元稹为元九等等。

这样的例子很多，可以看出，文人之间用行第相互称呼，也已经是一种风气了。到了唐后期，更发展为在进士科举中，以行第相称的习惯。

多数人十年寒窗，就为有朝一日金榜题名。“进士”为当时文人所向，那么科举中的行第称谓对世俗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渐渐地，以行第相称的风气，开始渗透到社会各阶层之中。如在《太平广记》等小说中就有记载着，称行第者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如相者冯七、梁十二，女商兼豪侠荆十三娘，广州织鞋业者何二娘等。可以看出，其中不仅各行各业的人都有，且有男有女。

彼时，连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也入乡随俗，以行第称呼。如日本僧人写下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记载了居住在泗州涟水县的崔晕第十二郎，是一个新罗人。

可见，以行第相称在唐朝民间的普及程度有多广了。

行第之称在唐代得以流行的原因

行第本是家族内子弟女的排行次第，因此包含有亲情的因素，人们自然乐于接受，这也是行第称谓得以流行的一个原因。

但行第之称之所以能在唐代得以盛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取代名字而使用，另一个原因就是，行第称谓与社会礼法的相结合。

• 避名讳

唐代小说《独异志》的《李源》篇中，记载了李源在晚春时节的某一天，遇到了一位俊朗少年，便主动和他交谈，问其姓氏与排行。少年回答说自己姓武，排行第十三。

虽然出自唐人所写的小说，也表明唐朝人的行事风格与习惯。陌生人初次见面时，宁可问“信第”或“氏行”，而不问名讳。

这种做法，与其说是表现为初次见面的客气，实则是因为相互的尊敬，而不直接提及对方的名讳。

因为在唐代，人们重视名讳，但更重避讳。如果初次见面便直接称名道姓，是一种很无礼的行为，而以行第称谓便可以避免。

因此在唐代，人们从小就会受到有关避讳方面的教育，常人见面直呼姓名的很少，往往都是以官职或者行第代称。

• 增进彼此关系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亲缘家族关系。行第作为家族内称呼，因使用范围广泛，扩展到无亲属关系的友朋及同僚之间，视彼此如同兄弟，情谊深厚，甚至将对方纳入家庭成员的范畴。

以此，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古人的格局和感情境界。而这样的行第称呼，在平时无疑也是起到了联络感情的妙用。

例如，在唐代传奇小说《虬髯客传》中，红拂女张氏与虬髯客第一次见面时，张氏询问虬髯客的排行后，二人就以行第相互称呼。张氏还喊来李靖，让他呼虬髯客为三哥。

后来，红拂女，李靖以及虬髯客三人，关系密切，被并称为“风尘三侠”。

• 行第是士族官势们炫耀高贵门第的工具

行第称谓在唐朝，最初流行于皇亲贵胄之间，这与唐人沿袭魏晋以来的门第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自魏晋南北朝至隋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前后交替频繁，唐朝又正处于封建社会前后交替的变革时期。

虽然许多如崔、卢、李、郑这些魏晋大族，势力在这一时期已经渐渐衰落，但当时人们门阀观念依然很强，这些大族延续下来的家世门第，仍是为人们所仰慕的。

唐太宗李世民曾经命人编修《氏族志》，就是为了将当时的望族姓氏排出个123来。在《氏族志》中，以李唐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山东崔氏一族则被降为第三等。

尽管如此，由于魏征、房玄龄等朝廷重臣与山东士族通婚，因此，山东世族仍然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地位。

对于唐人而言，自身带有一个望族出身的标签，本身就是一个傲人的资本。

而行第加上贵族的姓氏，就等于是望族的代名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人的身份和家世渊源。

可见，日常生活中那些士族大家以行第称呼，既显得亲近平和，又不失为对自身高贵门第的适当炫耀。

在封建社会中，望族与朝廷官场从来都是联系密切。久而久之，朝廷官场同僚之间，以及与望族、朝廷官场联系较多的文人之间，自然也多以行第相称，并由此进一步向民间推广。

结语

在唐代，行第称谓之所以如此盛行，是有着多种元素综合影响形成的结果，但最直接的原因是门阀观念的世俗化，它有着很强的时代背景的痕迹。

只是到了唐末藩镇动乱迭起之时，这些世家望族势力进一步衰微，由此引起门阀观念渐渐淡薄，

当“取士不问门第，婚姻不问阀阅”的时代到来后，行第称谓在人际交往间也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虽然在五代及宋以来，行第称谓还有存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越来越少使用。它最终能说明的，只是宗族中的一些亲缘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