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时代（1770～1802）
德国作曲家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于1770年12月16日出生在波恩。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宫廷里的乐师和歌手，母亲是宫廷厨师的女儿。他们一家像当时为宫廷服务的所有仆人一样，过着贫困清寒的日子。贝多芬的母亲生过七个孩子，只活下了三个，贝多芬最大。
小时候，贝多芬在家里没有得到什么温暖。他的父亲是个酒鬼，总希望贝多芬像莫扎特一样当个驰名于欧洲的神童，到各地去演出，以便给他赚钱。但他自己却根本没有当年莫扎特的父亲那样的音乐修养和教育孩子的能力。他只会强行剥夺贝多芬的学习、休息和玩耍的时间，逼迫孩子练习小提琴、羽管键琴等各种乐器。可以说，虽然贝多芬从小就有音乐天分，但他最初是在父亲的暴行下，含着眼泪开始学音乐的。他常常三更牛夜被喝得酩酊大醉的父亲从床上拖到琴边练习。当时，邻居们时常听到小贝多芬的琴声彻夜不停。贝多芬的母亲心地非常善良，但她身体很弱，性格温顺，无力阻止丈夫的狂暴行为。这样，贝多芬从小就养成了孤僻的性格。他的寡言、怕羞和郁郁寡欢的神态，同他小小的年龄完全不相称。不过，人们可以从那皱着的眉头和紧闭的嘴唇看出他性格的倔强。
贝多芬出世的时候，德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它包括了几百个互相割据的封建小邦，每个邦都有自己的统治者。它们都从属于奥匈帝国的管辖。贝多芬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是奥匈帝国的统治者推行开明专制的时候。为了延缓封建制度的衰亡，帝国的皇帝约瑟夫二世及其继承者采取了一系列改良主义的措施，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条件，科学和文化也得到了提倡。贝多芬的家乡波恩成为当时进步的文化思潮“启蒙运动”的中心。在这里建立了图书馆、民族剧院和一所大学，还聘请了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学者来教学。德国的文学作品和外国的文学译著到处可以看到。卢梭的作品在知识分子当中流行着，莎士比亚、博玛舍的戏剧跟席勒、莱辛的作品，还有格鲁克、莫扎特的歌剧，都在宫廷的剧院里得到上演。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渐渐聚拢到波恩来，活跃了这里的气氛。这一切，对正在成长中的贝多芬发生了很大影响。
从1781年起，11岁的贝多芬跟一位音乐老师聂费学习。这位30多岁的乐队指挥和作曲家，是一位启蒙运动的积极参加者。他曾说：“我恨恶劣的侯爵，比我恨强盗更甚。”他当时受波恩的选侯之聘，来参加筹建国家剧院。贝多芬在他的教导下，学习了当时还不为人们所知的德国民族音乐大师巴赫的作品，培养起对民歌、民族文学的浓厚兴趣。在聂费的指导下，贝多芬写出了自己最初的几首作品。聂费发现了贝多芬的才能，他是在报上写文章对少年的贝多芬给予高度评价的第一个人。他说：“路德维希·凡·贝多芬是个有很大才能的11岁男孩……这个年轻的天才值得给予支持，他一定会成名的。如果他能像现在这样不断进步，他将成为另一个沃尔夫冈·阿马德乌斯·莫扎特。”在聂费的鼓励和支持下，1787年夏天，贝多芬到维也纳去旅行。他本想跟莫扎特学习，但因母亲病重，不得不很快返回波恩，故未能如愿。
波恩的统治者弗朗兹选侯特别喜欢音乐，尤其酷爱器乐音乐，所以他对宫廷乐队（贝多芬一家几代都在这个乐队里服务）特别重视，这个乐队是当时德奥水平较高的乐队之一。贝多芬从13岁起，就在这里弹羽管键琴，14岁正式担任第二管风琴师，18岁当歌剧乐队的中提琴师。他在弗朗兹宫廷乐队服务期间，看到了来往于波恩的许多国家的优秀音乐家和艺术家的表演。1790年，他被介绍给路过这里的著名音乐家海顿。这位大师非常赏识贝多芬的才能，劝他到维也纳去，并答应教他作曲。这次会见对贝多芬以后的生活有着重要的作用。
此间，贝多芬还得到参加其他社会活动的机会。尤其有益的是他接触了波恩的一些开明贵族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比如有一家姓科赫的贵族拥有个俱乐部，人们常常到那里谈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贝多芬也常去倾听他们的讨论。他早期有不少作品就是为这个俱乐部写的。贝多芬去得最多的，还是勃罗宁一家。这是一个探索新文化、新思想的家庭。家长勃罗宁夫人是一位宫廷档案管理人的遗孀。她的四个孩子年龄与贝多芬相仿，她本人对待缺少家庭温暖的贝多芬十分关怀，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更重要的是，在她的家里经常聚集一些思想进步的文化人，他们凑在一起谈论启蒙运动的作家和文学作品。贝多芬在同勃罗宁一家和其他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广泛地接触到各种政治与艺术见解。同时，他自己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文学和历史著作。用贝多芬自己的话说，这时期他“初次认识了德国文学”。
在年轻的贝多芬的心灵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是他对资产阶级共和理想的追求。1789年，他到波恩大学旁听希腊文学和伦理哲学课。在那里接受了希腊文学教授施耐德的教育。施耐德是一位激进的启蒙主义者。他痛恨封建专制主义，曾说过：“一年的自由比一百年的专制主义对人类有用得多。”当震墄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爆发，巴黎人民胜利地攻占了专制统治的堡垒巴士底狱时，消息传来，施耐德写出了热情洋溢的诗歌来歌颂法国大革命，并为此出版了一本诗歌集。19岁的贝多芬深深地被老师的革命热情所感染，对施耐德的诗歌集表现出强烈的喜爱。不久，施耐德因为这本诗集被波恩大学解职了，但他没有停止革命活动，他后来成为德国革命政党的领袖，并参与了法国革命的活动，1794年在革命遭受挫折时被反动派押上了断头台。施耐德的革命思想对贝多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可以说，他在年轻的贝多芬的心灵深处，拨响了一串蔑视权贵、追求自由理想的和弦。在贝多芬以后曲折的一生中，这个理想激发着贝多芬谱写出一曲曲寻求真理、反抗暴政的热情、悲壮的音乐篇章。
1790年，约瑟夫二世去世了。这位开明专制的主要推行者，在他当皇帝期间，曾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使落后的德国在一些地区实行了改革，取得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某些发展。所以，德奥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他的逝世都很难过。当时施耐德提议举行一个纪念仪式，并要在仪式上唱悼歌。贝多芬便热情地担任了作曲的任务，写出了一部大合唱——《纪念约瑟夫二世康塔塔》。
波恩时期的贝多芬，血气方刚，充满了理想。他在启蒙思想的哺育下，在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在法国革命的精神鼓舞下，初步确立了资产阶级的人生观。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在自己的札记中写道：“自由！能有什么东西比它更是人们所需要的呢？”“我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在皇座面前也不会背弃真理！”“在艺术界里，如同在一切伟大的创造里一样，自由前进就是目标。”他早年的一首歌曲《谁是自由人?》就是这个时候谱写的。
1792年，贝多芬离开波恩到维也纳。他想进一步深造并通过自己的演奏和创作在首都的上流社会中争得一席地位。由于他是弗朗兹皇帝叔叔的钢琴家和乐师，又持有贵族瓦尔斯坦的介绍信（后者同各国上层人物均有密切关系），也是赫赫有名的海顿的学生，使得讲究裙带关系的维也纳贵族社会，很快就向他打开了方便之门。同时，由于他的确具有出众的音乐天分和高超的演奏技巧，所以，他博得了维也纳上层人物的欢心。
这时候，贝多芬一方面深深地印记着可贵的、朴素的民主思想，另一方面又幼稚地幻想着通过个人奋斗，谋得与贵族平等的地位。在一段时期里，他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意，甚至有点飘飘然。贝多芬开始和贵族小姐谈恋爱。他的这种复杂的、多方面的思想情况，可以从下面两件事看出来：当时，在写给故乡的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兴致勃勃的说：“我的艺术使我获得了友谊和荣誉。……获得的金钱也相当多。”又说：“只有在我真正伟大的时候，你们才会看见我。那时，你们不仅会发现作为艺术家的我更伟大些，而且会发现作为人的我更美好与完整些。那时，祖国的繁荣将有所增进，而我的艺术也就应该只限于为了穷人的利益而服务了。”1796年，他在布拉格、德累斯顿、莱比锡和柏林演出后，拒绝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二世的挽留，因为他不能跟这群不会欣赏他的音乐而只会哭泣的“娇惯坏了的孩子们住在一起”。但以后，当他谈到国王送给他的一个考究的鼻烟盒时，却又得意地说：“这不是一般的鼻烟盒，也许至少是给大人物使用的。”
可是，严酷的社会现实使贝多芬清醒了。他要和贵族小姐结婚的幻想一再破灭，他痛苦地发现原来她们“不属于我的这一阶层。”他想作一个自由艺术家，靠自己的创作谋生的愿望也时常碰壁，因为出版商对作曲家的剥削实在太重了。贝多芬痛切地说：“在目前，艺术家们还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做一个商业家。可是，处在这种地位上，艺术家会有什么样的感触呢？天啊，这是多么不好啊！”紧接着，又来了更严重的打击——他的耳朵变聋了。耳朵，这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是多么地重要！何况贝多芬还是个雄心勃勃的30来岁的音乐家。耳疾严重地威胁着贝多芬的整个生活和事业。命运在对贝多芬进行挑战！但是贝多芬倔强的性格和坚定的事业心在推动着他，使他顽强地向命运斗争，他暗自发誓：“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休想使我完全屈服！”
1802年，耳聋加剧了。贝多芬痛苦万分。他跑到维也纳城郊的海利根施塔特离群索居，独自承受着这巨大的痛苦。他绝望了，想自杀，并写了一份感人肺腑的遗嘱和一封给两个弟弟的短信，准备结束一切。但是，他没有死，他战胜了命运的打击，勇敢地活下去，实现了自己两年前“扼住命运咽喉”的誓言。就在这时，一首充满欢乐情绪的作品完成了，它是《第二交呵曲》。
成熟时期（1803～1814）
1803~1814年是贝多芬创作的成熟时期。当时，欧洲的形势刚好处在错综复杂的状况下。一方面，以奥地利为首的封建专制统治国家，出自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恐惧和仇恨，几次联合向革命的法国大举进攻；另方面，拿破仑政权在推翻封建主义、扫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障碍、大力推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又出自资产阶级的本性，对各国进行了侵略和掠夺，引起了各国人民的反抗。这是一个继续多年的拿破仑战争的时代。
1798年，革命的法国在维也纳设立了公使馆，贝多芬结识了公使波拿道特将军和法国的小提琴家克鲁采。他热切地向他们了解法国革命的情况，请他们介绍法国的音乐。法国人民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以及他们推翻封建专制主义的伟大气魄给贝多芬以巨大的鼓舞。在波拿道特将军的建议下，他谱写了著名的《第三交响曲》，表现了他对革命的向往。这个作品以其光辉的思想、纯熟的技巧和新颖的艺术风格，成为贝多芬的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并成为欧洲音乐历史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此间他还写了许多其他的作品，如钢琴奏鸣曲《黎明》、《热情》以及三首弦乐四重奏（作品59号）等等。
贝多芬对歌剧也发生了兴趣。当时，虽然他作为一个作曲家已获得了欧洲人的承认，但他还尙未写过歌剧。而自1802年以后，法国歌剧在维也纳的剧院经常上演。贝多芬喜欢这些歌剧中所包含的现实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情节。他接受了歌剧院经理施肯耐德尔的邀请，搬到维也纳郊区的剧院里去住，积极着手从事歌剧创作。他为剧院写了一部清唱剧和一些其他作品。这时，有一部歌剧脚本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使他丢开了一切投入这部歌剧的创作中去。他很快地写出了这部名为《菲岱里奥》的歌剧。这是他一生中写的唯一的一部歌剧。
在维也纳，贝多芬始终保持了自己做人的尊严，从不允许王公贵族轻视自己。比如1804年的一天，他被邀去会见普鲁士王子路易斯·费迪南，当他发现吃饭时自己没有被安排与王子同桌时，愤然离席而去。不久，他又收到一份请帖，这次王子亲自坐到贝多芬和女主人旁边。
1804年以后，拿破仑战争逐渐由民族解放性质的战争，转变为侵略扩张性的战争。1805年和1809年的5月、7月，拿破仑军队先后三次占领了维也纳。据当时目击者说：法国人“什么都拿——市场上什么都没有了。”法国当局还要求维也纳交出一千三百万法郎的战争赔款。可是当时全市的工业已经濒于破产，赔款根本不可能。于是，拿破仑改变主意，让维也纳出三百万法郎的罚款，同时负责供应几千名法国警备军的给养。维也纳被占领区的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贝多芬全部都经历了。他对占领者的侵略行径非常愤怒。1806年的夏天，有一次，贝多芬和他的保护人李希诺夫斯基亲王住在西里西亚的庄园里。亲王的几个法国客人，想让贝多芬为他们弹琴。他坚决拒绝了。他们恐吓说要抓他，他气愤地连夜步行到另一个市镇，搭车回到维也纳。到家后，他一把抓起李希诺夫斯基的半身像，狠狠地摔到地上，并写了封信给李希诺夫斯基，说：“公爵！您所以成为一个公爵，只是由于偶然的出身，而我所以成为贝多芬，则是靠我自己。公爵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贝多芬却只有一个。”
1806年10月，第四次反法同盟对法作战，法军在耶纳大败普鲁士军队。在耶纳战役期间，贝多芬关切地注意事态的发展。一天，他在街上遇见一位朋友，像往常一样寻问有什么新闻？朋友告诉他，拿破仑军队又打败了普鲁士。贝多芬愤愤地指着法国驻军说：“如果我能够像一个将军那样懂得战术，如同我是个作曲家懂得对位法一样，那我就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
以后的几年间，奥地利暂时出现了和平的局面，这对作曲又比较有利了。贝多芬的健康状况也不错，他的耳聋没有恶化。在艺术方面，他能够得到第一流的乐队和著名的独奏者演出他的作品。这时候，乐器的制造技术也有很大的改进，如当时的钢琴比莫扎特时代的羽管键琴音色更为丰富，音域也大得多，而听众也比以前更快地接受新作品了。但是，贝多芬仍然担忧一件事——经济问题。为了专心从事创作，他希望谋得一个职位获取固定的收入。1807年，他向皇家剧院提出要求，未得到答复。他想开一场义演音乐会，也遭到了拒绝。这一切使贝多芬非常恼怒，他说：“我永远不能和此地剧院那批当权的下流显贵达成什么协议。”他想到匈牙利去。1808年，普鲁士威斯特法利亚的国王（拿破仑最小的弟弟）邀请他任宫廷乐长，贝多芬准备同意赴任。这时，贪图虚荣的维也纳贵族社会忽然醒悟到，一旦放走了举世闻名的贝多芬，后果将对他们多么不利。于是一些上层贵族被迫请贝多芬提出留在维也纳的条件。然后，有三个贵族签署了条约，保证分别给他一部分年薪，确保他的生活与创作，并允许他外出旅行。这样，贝多芬留在了维也纳。
贝多芬继续致致不倦地写作。他的作品以惊人的速度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他写了《第四交响曲》（1806）、《第五交响曲》（1807～1808）、《第六交响曲》（1808）、《第四钢琴协奏曲》（1805）、《第五钢琴协奏曲》（1809）以及《小提琴协奏曲》（1807）等等。
1809年，在法国军队第三次逼近维也纳城的时候，奥地利皇室和贵族纷纷撤离。贝多芬的保护人大都跟着宫廷走了，他孤苦丁地留在这里，维也纳的生活又变得艰苦了。贝多芬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在维也纳缺钱。因为我们比往常需要多一倍的钱。——这可恨的战争！”在另一封信里又说：“整个事件（按：指法军占领维也纳）的过程影响了我的身体和灵魂。军税从今天开始征收。我的周围是怎样一种骚乱、疯狂的世道啊！到处是军鼓、大炮、士兵和各种各样的苦难。”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停止写作。在这以后的几年中间，他将他炽热的爱国主义热情，对人民苦难的深刻感受和坚信民主、自由终将胜利的思想，通通化作音乐，谱写成一系列以反拿破仑侵略为题材的音乐作品。
1812年夏，贝多芬在波希米亚的矿泉避暑地泰普里茨和德国文豪歌德相遇。他们两人一起愉快地渡过了一个月，彼此都留下深刻的印象。歌德写信给妻子说：“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艺术家比他更沉默寡言，更充满精力和更真诚的。我很理解为什么他对世界的态度这样独特。”他还对别人说：“贝多芬的天才使我惊奇。可惜他是一个全然不驯的人物。”显然，歌德对贝多芬很尊敬，但对他的桀骜不驯的性格很不习惯。贝多芬一向敬重歌德，从小就读过他的作品，把他看作德国最伟大的民族诗人之一，并为歌德的歌词谱过好几首歌曲。就在这次会面的一年前，还成功地为歌德的戏剧《爱格蒙特》配乐并把这个配乐奉献给歌德。这次会面后，贝多芬说：“我们的会见使我多么快乐啊！我情愿为他而死，必要的话愿为他死十次！”“他是生气勃勃的，他要我们人人都同他一齐生气勃勃”。但是，歌德对上流社会的过分殷勤，却使贝多芬不能容忍。贝多芬说：“歌德过于喜爱宫廷的气氛，这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是过分的。”据说有一天，他们两人一起散步，皇室人员簇拥着皇帝迎面走来。歌德很快退到路旁，恭敬地摘下帽子，鞠躬等候人群过去。贝多芬却把帽子往下一拉，双手背后，大踏步地从人群中走过。
拿破仑的对外侵略战争激化了他的帝国同欧洲各国人民的民族和阶级矛盾。人民不断进行反抗。1813年，德奥人民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解放战争，取得节节胜利，而各封建君主则利用人民的力量，进一步对法国进行报复。1814年，第六次反法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仑被迫退位。拿破仑战争的结束构成了又一个复杂的局面——人民欢庆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封建阶级也庆祝胜利，他们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受挫折而高兴。这时，维也纳城到处充满了欢乐。贝多芬早在1811年就写好了《第七交响曲》和《第八交响曲》，等待迎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1813年10月，当拿破仑侵略军在莱比锡的大会战中被歼灭时，他兴奋地在札记本上写道：“为莱比锡的10月写一首民族歌曲，每年都演奏它。”后来，作品写出来了，不过不是一首歌曲，而是戏剧音乐《莉奥诺拉·普罗哈什卡》——一部歌颂为争取自由而牺牲的女战士的话剧配乐。
反法联盟的各封建君主国，将要在维也纳举行会议进行战后的分赃。会议期间要举行豪华的庆典，演出戏剧和音乐。权贵们这时想起了贝多芬。贝多芬忙碌起来了。从1813年底开始，他的第七、第八交响曲和多年被遗忘了的歌剧《菲位里奥》不断得到上演。他忙着修改歌剧，安排各种音乐会，不停地为演奏他作品的学生乐队改编作品，还要写作供维也纳会议参加者娱乐的作品（如《光荣的瞬间》）等。1814年9月，维也纳会议召开了，各国王族的人全都拥到维也纳来，其中包括皇帝、国王、亲王、军事首领、外交家、新闻记者以及各种随员等等，足足一万多人。君主们重新瓜分了欧洲的领土，利用人民的民族感情，篡夺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果实，巩固了自己的封建统治。当时，贝多芬内心充满了高度的爱国热情，在复杂的政治局面中，在整个奥地利都欢呼反拿破仑战争胜利的情形下，他一时未能认识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复辟阴谋。因此，当他的第七、第八交响曲演出后，在他被捧为“欧罗巴的光荣”、“最伟大的音乐大师”的时候，他还以为一切都不错。不过，有一点他是清醒的：他跟封建君主以及封建制度是不相容的。在给布拉格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我不想跟你讲任何有关我们的君王们和诸如此类的事情，或者有关我们各国的君主政体等事，……我更喜欢的是思想的帝国，这对我来讲，比任何精神和世俗的王国更为高贵。”他的“思想帝国”，就是他已经追寻多年的资产阶级理想的王国。
在这一时期，经济问题仍然是使贝多芬感到头痛的问题。几年前，三个贵族保护人签署的保证根本没有兌现。其中一个贵族摔死了，另一个只付了四年便破了产，再也没有付给分文。只有一个人履行了诺言。贝多芬为了得到贵族答应给的年薪，历尽麻烦，经常处在不安的状态之中。贝多芬表面上越来越有名气，但他却不得不忍受着贫困。在一篇日记中，记载着他当时的困境，他写道：“觉得自己能够做伟大的事业而没有完成它；我指望着生活有保障，而可怕的环境却使我丧失了这种生活。……啊，天啊！可怜可怜不幸的贝多芬吧！”然而，他仍然没有屈服，他又一次扼住了命运的咽喉。他说：“一个人的精神，一个活跃的创造的精神，决不应当受生活的可悲的穷困的束缚。”他仍然决心“为人类的痛苦而写作”。
创作危机时期和晚期（1815~1827）
喧嚣的维也纳会议过去了，各国君主重新瓜分了欧洲，人民以惨重的牺牲换来了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而现在重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时，各国的反动君主联合组成了“神圣同盟”，共同镇压革命的人民。从此，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极端反动的时期，封建主义开始全面复辟。在维也纳，一切革命的、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都遭到严厉的镇压。秘密警察制度再次得到恢复，任何人都受到监视，出版、印刷、通讯都受到检查，连自然科学的书籍也遭到查禁。整个社会笼罩着沉闷、窒息的气氛。统治阶级为了掩饰他们的白色恐怖，竭力鼓励享乐主义、粉饰太平的艺术。据当时的记载：政府提倡“适合时代口味的、能转移人们对政治的关心的音乐”和一些“比较能满足肉体上的快乐，少给政府带来麻烦的娱乐”。
一向追寻资产阶级民主理想的贝多芬，敏锐地看到了这一切。黑暗的、倒退了的社会现实，从反面促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难过地说：“多么可怜的情况！在1813年以前要好得多。贵族在奥国又找到了立脚点，而共和国的精神在满是尘埃的角落里腐朽了。”他的心情极为沉重。在一封信中，他告诉朋友说：“我们周围的一切迫使我们保持绝对的缄默。”在另一封信中又说：“至于我，我的健康久已耗损。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状况也曾起了不小影响，而这个状况如今看不出好转的希望，相反地是每况愈下了。”
这位正直的艺术家再也不能容忍了。他不满，一定要把话说出来。于是他在朋友圈子里，在穷艺术家聚集的地方，毫无顾忌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骂维也纳当局，骂贵族，他说：“这里人们做事的方法也太卑鄙了，不能再糟了。从上到下，个个都是无赖。谁都不可靠，谁也不信守诺言。……他们要人家工作，可是付钱就像施舍给乞丐似地，甚至不付足约定的数目。”他骂权贵和富豪，说他们“不愿意为艺术和其他良好事业做什么事，因为他们对这些事一点也不懂。”他把奥地利政府骂得体无完肤。他指着皇帝说：“像这个家伙，应当首先吊在第一棵最好的树上。”他像当时许多进步的知识子一样，开始怀念拿破仑。当他看到司格脱著的《拿破仑传》的出版预告时，感慨地说：“拿破仑！以前我不喜欢他。现在我的想法很不同了。”他以极大的兴趣，阅读英国国会的记录，甚至热切地想到英国去，希望能看看英国的众议院，因为他认为君主立宪制要比德国的封建制度强。他还同朋友们议论匈牙利普莱斯顿的农民起义，议论中美、南美的人民的解放斗争，议论德国各邦的统一问题，谈论学生的被逮捕等等。关于未来，他毫无顾忌地说：“50年内，世界上到处都将有共和国。”他甚至被警察当局起诉，因为他竟敢公开说：“归根到底，耶稣，不过是一个被钉死的犹太人。”把被统治阶级捧为至圣的上帝看得不过跟普通人一样。面对充斥维也纳的靡靡之音，贝多芬气愤已极。他说：“事实上，现在没有人了解什么是善的、强的，什么是真正的音乐。”在给朋友的信中，他写道：“最优秀的艺术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贵族们除了看芭蕾舞以外，什么也不看；除了赛马和舞女以外，什么也不喜欢。”他不肯随风倒，不肯为迎合庸俗的趣味而写作。他说：“我不去理它。在未来，我只想为我自己的乐趣而创作。”他在自己的札记上写着：“人要有自己的准则，一如国家之有宪法。”
这时，贝多芬的耳朵已经完全聋了。同别人交谈时，只能请对方把话写下来。到他去世时，他的谈话册共有400本之多。可惜，由于他的胆小怕事的助手兴德勒在他死后毁掉了三分之二，使我们今天能够了解的太少太少了！
贝多芬的晚年是非常凄凉的。他一生没结婚，无妻室儿女。过去，那些欢迎他到维也纳来的开明绅士们，在这几年的动乱中不是死了，就是走散了。他青年时期家乡的好友们，也都远在天边。他痛苦地写道：“我没有一个朋友，我孤零零地在世界上。”生活的折磨又一次向他袭来。这次，是为了他的侄子。贝多芬的大弟弟1815年去世了，留下一个9岁的男孩卡尔交给贝多芬抚养。孩子的母亲是个轻浮的女人，贝多芬为了从她手里争得教育和抚养孩子的权利，花了四年半的时间打官司、争吵、写信，陷入没完没了的各种诉讼案中。最后官司打赢了，又为母亲同孩子见面的问题、孩子的教育问题等等操心劳神。然而，卡尔却越学越坏，他娇惯、懒惰、说谎、赌博，……大大地伤害了心地善良的伯父。1826年，卡尔又在自己的头上打了一枪企图自杀，他自己没死，反倒使贝多芬一厥不振，贝多芬的学生说这位音乐家立刻衰老得像70岁的老人。
国家可怕的状况，社会的黑暗，经济的萧条，艺术的堕落，加上家庭的不快，健康的恶化和生活的贫困，这种种因素使得贝多芬在最后十年间，处在深深的危机之中，他的创作力被沉重地压抑着，很少写作。他苦闷、彷徨，却仍在不停地思索，继续探求自己的理想。他研究民歌，他说：“追求民歌比起那些卓越的英雄们追捕人要好些”。他研究在当时还寂寂无闻的巴赫的作品和他无比尊敬的亨德尔的创作，因为这两位作曲家奠定了德国古典音乐的基础。他还关怀年轻的音乐家车尔尼、威柏、李斯特等人的成长。
经过四五年的沉默，从1818年起，他又开始写作了。他的最后几部钢琴奏鸣曲（作品106、109、110、111）、四重奏（作品127、130、131、132、135）、《第九交响曲》和《庄严弥撒》相继完成了。晚期的这些创作都反映了这位大师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之后思想变得越来越深刻。在他的音乐中，他为人民的苦难忧心忡忡，他热情地鼓励人民去斗争，并为人民的欢乐和胜利纵情讴歌。这些作品鲜明地体现了他坚定不移的政治理想，表明了他在严酷的封建主义禁锢之下，仍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斗士，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战斗不息。这时期，在他的札记中写着这样一句话：“卓越的人的一大优点是：在不利与艰难的遭遇里百折不挠。”
但是，岁月不饶人。他衰老了，生病了。1826年11月，为了卡尔的事，他拖着病体到富有而吝啬的小弟弟约翰的庄园去，受到了冷遇，被迫乘着敞篷的马车在隆多的天气中，返回维也纳。他的病情因此而恶化，一连做了四次手术，在病榻上，他仍在计划着、幻想着，希望还能对他深深热爱的人民再作贡献。可是死期到了。1827年3月26日，天空中发出一阵猛烈的雷电巨响，这位大师突然从病榻上抬起身子威胁地握紧拳头，像是要再次“扼住命运的咽喉”，……但他太虚弱了，摔倒在病床上，停止了呼吸，身边没有一个亲人。
统治阶级剥削了他，上流社会抛弃了他，封建制度断送了他。可是，人民却深深地爱戴他。在当时人口不多的维也纳，两万人自发地聚拢来参加了他的葬礼。其规模之浩大，像是一次政治性的示威，使警察也为之胆怯。这位德国的伟大音乐家死了，但他的音乐至今仍不断地回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