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黄、米、蔡是宋代的代表性书家，被称为“宋四家”。但其中的“蔡”是蔡襄还是蔡京，则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蔡”原为蔡京，后因蔡京奸相误国，为人不齿，而易为蔡襄。但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这是一个涉及书家艺术成就与品格修养、书家成就评定、一个时代代表书家的历史沉淀、书法批评标准演进等诸多因素的课题。对此进行辨别讨论，对当代书家的自我修为提升及当代书法批评等都具有启示作用与意义。
苏轼《渡海帖》局部
黄庭坚《诸上座帖》局部
米芾《三吴诗帖》局部
蔡襄《暑热帖》局部
“宋四家”排序判断之于时代的意义
□黄智阳
一、四家之说的缘起
南宋一代，“宋四家”一词随书法品评而起，典籍著述中更是常见苏、黄、米三者并称，这三家在宋代似已具大家姿态。尔后，陆游、朱熹等人推崇讲究法度的蔡襄书法以校时弊，于是蔡书逐渐在南宋得与苏、黄、米三人并列，至此有“宋四家”之说。此后，历代对“蔡”所指为谁，以及苏、黄、米、蔡四者排序，不乏有文章讨论。清胡敬《西清札记》中录有宋末元初王芝在《洮河石砚铭》跋论及：“右为蔡君谟所书《洮河石砚铭》，笔力疏纵，自为一体，当时位置为四家。窃尝评之，东坡浑灏流转，神色最壮；涪翁瘦硬通神；襄阳纵横变化，然皆须以放笔为佳。若君谟作，以视拘牵绳尺者，虽亦自纵而以视三家，则中正不倚矣。字学亦有风气，仆谓君谟之书犹欧公之诗也。”文中将四人相提并论，然并无明确先后或是优劣的评断。后又有元代许有壬《跋张子湖寄马会叔侍郎三帖》中说：“宋人不及唐者，不独人不专习，大抵法唐欲溯洄至晋而有未至焉。李建中后，蔡、苏、黄、米皆名家。”与宇文公谅《跋蔡君谟书寒蝉赋》：“先朝评书者，称苏子瞻、蔡君谟、黄鲁直、米元章为四大家，并驰海内，纵横于夷岛之间。”从二文中略可察知元人对苏、黄、米、蔡四者并提似已定论，而序列上则出现蔡、苏或是苏、蔡的差异。
苏、黄、米、蔡的次序直至明代方才确立。明王绂《书画传习录》中说：“世称宋人书，则举苏、黄、米、蔡。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端明书焉。端明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另外孙鑛《书画跋跋》说：“唐四大家，盖或云欧、虞、褚、陆；宋四大家，其蔡为蔡京，今易以君谟，则前后辈倒置，恐君谟不甘。若云苏、黄、米、薛，固自稳当。”明朝论“宋四家”，有如王绂、孙鑛者以年岁、辈分论序者，也有以书艺突出、书风鲜明而论者，如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吾尝评米书，以为宋朝第一，毕竟出东坡之上。……即米颠书自率更得之，晚年一变，有冰寒于水之奇。”
然而无论是序年齿长短或是书风独胜之处，苏居于首，黄、米、蔡分列于后的顺序，自此后渐渐少有疑议。
二、影响力决定排序变动
苏轼于书法虽目为余事，然而他在北宋文坛与政坛皆有独到成就，艺坛间又能引领风骚，其所提出的“吾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充分彰显其讲究随势自然的书法品鉴。而且历代皆不乏追随者，如明傅山所倡的“宁直率毋安排”，又或是近代“草圣”于右任在《写字歌》中所言“起笔不停滞，落笔不做势，纯任自然”，皆是“意造”与“自然”美感的代表。
黄庭坚学艺于东坡，诗书双全。其书法除苏轼影响之外，兼及张旭、怀素狂草与《瘗鹤铭》之影响，尽显提按有节、撇捺辐射之用笔趣味，草书成就甚高。黄庭坚在书法理论上的成就在于“入古出新”“以韵取胜”的主张，以及强调“字外之功”的论述。从山谷学书历程中可以看出其在临帖上的用心，他认为书家需心有胸壑以免俗，强调个人书风创作的独特性、反对工巧。他在《题乐毅论后》中有言：“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书艺终究要精进脱古，此一观点不仅对时人，也对明清以降汲古出新的书学影响甚深。
米芾热衷于收藏与鉴赏，对于晋、唐的书家及书作曾下过苦功临摹自化。他对草书看法尤其严苛，在《论草书帖》中说：“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张颠俗子，变乱古法，惊诸凡夫，自有识者。怀素少加平淡，稍到天成，而时代压之，不能高古。”以上不难看出，米芾对唐人书的深刻体悟与批评，学书需下功夫临写古帖，抱持博习前人方足以自成一家的态度。崇尚晋书的蕴藉内韵，也体现出米芾在书艺上重意韵的追求。他所说的“一日不书，便觉思涩”，这也能在明王铎“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的论述中看到延续。由此可见，米芾对后世书法创作思想影响深远。
蔡京比起苏东坡、黄山谷、米芾年岁较轻，在宋代的活跃时间略晚，也不似东坡、山谷文名远播，是以世人往往将苏、黄、米并列为“北宋三家”。书史评论曾有依生卒年岁指“蔡”为蔡京，然依前所引述，“宋四家”在宋元之际已颇有公论。我以为就书风而论，蔡襄书法的法度精谨特质，较蔡京书法的姿媚的确更显独特。
对于后世书家书技的影响，黄庭坚与米芾二人是较为广阔的，但是书技与书风的学习属于形式层面，而苏轼书学中的文人美学影响在观念与态度方面更为深入。因此以书法对后世深刻影响方面而言，“宋四家”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为排序，是较契合书法发展规律的。
三、四家排序的时代意义
从“宋四家”排序的争议来看，各家主张不外乎按年岁、依照书风及对后世影响程度来判断。在书法发展的漫长历程中，历代众多书家有的逐渐销声匿迹，有的历史地位与价值随着岁月的沉淀益发提升，这无关乎书家是否握有实权、掌握利益，而是关乎书家的作品艺术价值与思想影响的深远度。
在当代重新观照“宋四家”排序的意义，是对书法品评的再深入体认。因为时空环境对书风审美判断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这体现了书法评论可以不断随时代向前深入的可能价值。“宋四家”排序研究成果，将成为后学者再评述的依据，延续着书法论述的生命契机。
“宋四家”排名之我见
□刘思凯
“宋四家”的问题似乎已成为一个历史公案。最早提出“宋四家”之说的是元代王芝的《跋蔡襄洮河石砚铭》，他认为“四家”为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可仅仅隔了一个元代，质疑之声便起。明代张丑、孙鑛，清代杨宾，直到当代张伯驹、启功等都对此都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其主要分歧还是在于如何排序，以及其中的“蔡”到底是蔡襄还是蔡京的问题。
那么，到底该如何看待“宋四家”的排名及影响？我以为，还是应站在宋代书法发展的特殊背景和主体特征的角度，从书家艺术表现的个性风格和创造性贡献上予以界定，也许会得出一个比较客观而令人信服的结论。
就如同以“尚意”将宋代书法风貌予以统括一样，以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家作为整个宋代书家艺术成就的最高代表，不是同时代人所赋予的，而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历史积淀和淘洗之后由后人追加的。这种建立在时间距离学上的文化判断，虽是由个别人率先提出，可是却能迅速形成一种普遍认识，必然具有集体认同思维下的从动效应，也体现了民族审美心理的需求。然而，这种认识和结论是否合理、是否准确地反映了特定文化艺术现象的本质，则也未必。
清人梁 在《评书帖》中指出：“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如果说唐人是以“尚法”将书法发展到一个高峰的话，那么，宋人则是以“尚意”对“尚法”的突围和创造而将书法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真正使得宋代“尚意”一派书法得以风生水起，并蔚为大观的主力，是一大批具有深厚文化修养、人格意志和艺术天分的旷世文豪，诸如苏轼、黄庭坚、米芾以及“二蔡”等。正是这些人的主导与实践，才使宋代书法在合理继承的基础上，紧扣时代主流意识，从而得以创造性地拓展和提升。
当然，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首推蔡襄。其书法真草隶篆，诸体皆能，“当为本朝第一”。然而，就其书法的艺术性而言，则是继承多、创新少，且能够供后人研究的书法思想和书论也仅有“古人用功精深，所以绝技也”等寥寥数语。他更多的是将精力用于书法实践之上。他遍临唐代诸家，于颜楷用功尤勤，从其《万安桥记》等传世之作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对鲁公笔法、结体、取势以及精神格度的继承与坚守；其行书《澄心堂纸帖》笔墨润畅，疏朗遒媚，颇得陆柬之《文赋》之韵致，又开赵孟頫的源流；其草书欹正大小，婉转有致，运笔飞动，挥洒自如，且以用笔的“散草”而成自家特色。可平心而论，这种以“用功精深”为根基，以“尚韵”“尚法”的古意追求为主导的创新路径，并没有使他的书法走出前人窠臼，而显得创造性不足，当然对整个宋代书法发展的影响也十分有限。但他确实是宋代一位极具承上启下作用的书法大家，艺术高度和影响力在当时也是空前的。
可真正率先举起“尚意”旗帜并迅速形成独自风貌的领袖者，当是苏轼。论诗，他与黄庭坚齐名，称“苏黄”；论词， 发“豪放派”之先声；为文，居“唐宋八大家”之列；绘画，开文人画之先河。他一生书写了大量的墨迹、题跋和信札，其书结体舒坦、笔力纵横、风格多样、变化多端。其人生的悲欢离合、文人的情感心境与喜怒哀乐，在其笔墨表现与书写情境中得以发挥。从“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到“出新意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箴言中，便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他书法意象的营造，确是在中国书法审美情趣和自身规律的法度框架之内，以内心的完美而展现其人性的精神自由。尤其是《黄州寒食诗帖》等其人生低谷期的书作，时而奔放，时而哀婉，至情挥洒、出神入化，从而形象地划出了唐人与宋人书法的分水岭，成为中国书法史上行书的第三块里程碑。而《前赤壁赋》则丰腴劲秀、结体扁阔、状态坦然，其博大、静谧的内心气象与从容淡定的悲悯情怀得以最真诚、最质朴、最自由的表现。苏轼以诗与情、书与意的真声和谐树立了宋人“尚意”的大旗，且以其心智和心性而影响久远，成为这个民族文化中的一个符号。
黄庭坚也是一位大文人，在诗、文、书、画诸多方面造诣极深，为“江西诗派”的鼻祖。尽管他是苏轼的学生，可在书法上以其内心的执着和个性，学苏而不从苏，学颜却把颜字推向了张扬恣肆、剑拔弩张的极致，并在书体风貌与精神意象上与自己的先生拉开了距离。他不仅改变了苏轼的执笔方法，而且在点画形态和的运笔取势上中宫紧收、笔锋外露、纵深横逸、气宇轩昂。尤其是其草书《廉颇蔺相如传》《诸上座帖》以及《花气薰人帖》等传世之作，在用笔、取势和情感宣泄上都呈现出鲜明的叛逆色彩和毫无顾忌的创造意识，并以尚意、重韵为主调，对晋唐以来传统书法进行了一次从技法到审美的彻底颠覆，开创了享誉华夏的黄氏书体。
至于米芾则可以这样认为，他是中国书法史上为数不多的一位纯粹的艺术家。他毕生都在搜寻古人法帖，藏帖、赏帖、临帖是其书法生活的重要组成。可正是基于他对古代法帖的坚实临摹与继承，同时也依赖于他性格的狂放不羁，使其在书法的认识和创作中迸发出强烈的出位和叛逆之意，并以“笔势痛快，锋出八面”的技法精熟运用成就了其书法面目和艺术风格。技法成为支撑他书法走向成功的重要力量。笔笔不同，跌宕起伏，意味纵横，引人入胜。然而，技法毕竟不是书法的全部，无论如何精熟，但要靠技法趟出一条书法新路来赋予意的高度和精纯，自然是难以奏效的。
因而，我以为，“宋四家”中苏、黄、米、蔡的顺序是合理而贴切的。尽管蔡京的书法成就非常高，为宋代大家，但其创造性价值不足，个人风格也不突出，而绝非蔡襄在书法史上的特殊贡献与承上启下作用之显著。所以，这里的“蔡”当为蔡襄而非蔡京。
宋代代表性书家的历史沉淀
□胡湛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宋代文化兴盛发达，宋代书家亦繁若星辰。人称宋代书家多以苏、黄、米、蔡“宋四家”相称。而对四家之艺术成就高低、排名先后，特别是所谓的“蔡”是蔡襄还是蔡京，多有争议。一般认为，蔡即蔡襄，但自明代始即有一些论者认为，蔡原为蔡京，但因蔡京人品为人不齿，后更为蔡襄。而事实上，蔡襄在当世及苏轼的评价中都被推为当朝第一，其历史影响远大于蔡京。那么“宋四家”是如何在历史的沉淀中形成的？这就需要我们对宋代及其后的元明书法品评历史做一梳理。
我们先看一下北宋书家的品评状况。北宋朱长文在《续书断》中评价当朝成就最高书家为妙品者三人：石曼翁、苏子美、蔡君谟。而欧阳修评曰：“自苏子美死后，遂觉笔法中绝。近世君谟独步当世，然谦让不肯主盟。”苏轼作为欧阳修的学生，首先肯定其老师的成就：“欧阳文忠公书，自是学者所共仪刑。”但更赞成乃师对蔡君谟的评价，甚至他将蔡君谟尊为师法的对象，称：“故仆书尽意作之似蔡君谟。”
蔡襄卒后15年，苏轼谪黄州。其诗文书法一变，宋代书法此后也逐渐进入“尚意”阶段。黄庭坚放眼书史，力推坡翁。曾说：“余尝论右军父子翰墨中逸气破坏于欧、虞、褚、薛，及徐浩、沈传师几于扫地。唯颜尚书、杨少师尚有仿佛，比来苏子瞻独近颜、杨气骨。”苏轼在北宋的影响应该是元祐年间达到高峰，元祐二年（1087）以其为首的西园雅集可以看作是当时文人墨客峰会的标志性事件。黄庭坚、米芾都参与了该次活动。黄庭坚、米芾都是受苏轼影响，书艺取得很高成就的书家。《宣和书谱》是北宋末年具有官方性质的书法文献，其论列宋代书家凡20人，其中有蔡襄、蔡京、蔡卞、米芾，独没有苏轼、黄山谷之名。因其时蔡京把持朝政，打压元祐党人，甚至下令全国磨除苏、黄笔迹，因而《宣和书谱》中没有苏、黄的记录。蔡京的书名或许正是在这一阶段，其倚仗权势对自己进行张扬。米芾《海岳名言》中记其与宋徽宗论书说：“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神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据有关专家考证，米芾虽在蔡京得势时与其走得很近，但在皇帝面前对蔡京的书法则直言提出了尚“不得笔”的批评。苏、黄虽受贬谪，但仍作为当时代表书家进行品评。
一个时代的代表书家的论定自然应该是在那个时代之后。如果说北宋人的论说可能尚存人际感情因素的影响，那么南宋以后的评价则自然更趋符合历史事实。
南宋皇帝赵构耽于翰墨，其《翰墨志》中说：“本朝承五季之后，无复字画可称。至太宗皇帝始搜罗法书，备尽求访。当时以李建中字形瘦健，姑得时誉，犹恨绝无秀异。至熙丰以后，蔡襄、李时雍体制方入格律，欲度骅骝，终以骎骎不为绝赏。继苏、黄、米、薛，笔势澜翻，各有趣向。”赵构所论宋代书家凡七人。称宋初李建中只是“姑得时誉”，蔡襄、李时雍只是有一些体制眉目，而唯有苏、黄、米、薛才达到“笔势澜翻”各领风骚，堪称最早的“宋四家”之论。这里的“薛”应是薛道祖，但后来薛则换成了蔡。姜夔在《续书谱》中谈行书以苏、米继“二王”、谢安、颜柳，谈草书称“近代山谷老人，自谓得长沙三昧，草书之法至是又一变矣”。其所论宋代书家止于苏、米、黄。学者倪思论宋代书家说：“本朝字书推东坡、鲁直、米元章，然东坡多卧笔，鲁直多纵笔，米元章多曳笔。若行草尚可，使作小楷如《黄庭经》《乐毅论》《洛神赋》则不能矣。其他如苏子美、周越，近如吴说辈，皆不可免于俗。独蔡君谟行书既好，小楷如《茶谱》《集古录序》颇有‘二王’楷法。”这可以看作是最早的苏、黄、米、蔡“宋四家”顺序之论。由以上可知，在南宋时期，即已逐渐形成苏、黄、米、蔡“宋四家”论。而这其中的蔡是蔡襄，而不是蔡京。
再看一下元人对宋书家的评价。赵孟頫有《评宋十一家书》，其论书家中含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独无蔡京。郝经《叙书》中举宋书家，论楷有苏轼、黄庭坚、米芾；论擘窠大字有蔡襄、苏轼、黄庭坚、赵秉文；论行书有苏轼、黄庭坚；论草书则有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赵沨、赵秉文。基本为蔡、苏、黄、米以书体不同的分别论列。郑杓、刘有定《衍极并注》论宋代书家有钱忠懿、杜祁公、苏才翁、苏子瞻、米元章、黄鲁直、刘涛等。其又载：“或问蔡京、卞之书。曰：‘其悍诞奸傀见于颜目，吾知千载之下，使人掩鼻过之也。’”郑杓以问答形式，全面彻底否定了蔡京的书法及为人。
由以上梳理我们基本可以明了，在北宋，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在当时已成为杰出的书家。蔡京当世欲磨灭苏、黄，标榜自己。但在南宋，赵构、姜夔、倪思等以艺术成就肯定了苏、黄、米和蔡襄，而唾弃了蔡京。到元代，人们在肯定蔡、苏、黄、米的同时，更是从蔡京奸相人品予以否定。只是“宋四家”的排名或蔡、苏、黄、米，或苏、黄、米、蔡，时有不同。大约是苏轼文采盖世加及书法的综合影响远远超过蔡襄，而苏轼与黄庭坚、米芾为同代人，故苏、黄、米多连称，因而最后就形成了苏、黄、米在前，蔡居后的排名法。
但到了明代，一些人看到蔡居苏、黄、米后，就想象性地提出了蔡原是蔡京，后因恶其人品而易为蔡襄的推测。孙鑛《书画跋跋》称：“宋四大家，其蔡为蔡京，今易为君谟，则前后辈倒置。”张丑《清河书画舫》称：“宋人书例称苏、黄、米、蔡者，谓京也。后世恶其为人，乃斥去之而进君谟书焉。君谟在苏、黄前，不应列元章后，其为京无疑矣。京笔法姿媚，非君谟可比也。”张丑的辩称理由是按年齿排序，认为排在苏、黄、米后的应是蔡京，且认为蔡京书艺高于蔡襄，则是妄说。
明代以后品评书法多以人品相兼论，而“宋四家”之蔡以蔡京易为蔡襄竟成为一个典型案例。但此误却意外地提高了对蔡京书法的评价，则是不符合事实的。
